圣经启示

	目　　录一．圣经启示的定义与性质二．圣经启示的解释三．圣经启示的神学意义四．历史透视五．怀爱伦评注
四.历史透视　　篇幅的限制，在此只作一简短，选择性的概述。基督教会建立迄今，圣经启示对各种不同信徒，一直是一永无穷尽的灵感泉源。对圣经启示浓厚兴趣与研究时期有：早期基督教会，中世纪晚期，宗教改革时期，十九世记，以及自1900年代起自今的现代期。　　Ａ。早期教会时代　　１。历史学派观点　　基督教会第一世纪时期，圣经启示长久的影响力可在帕皮亚（Papias 60-130），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the Martyr 100-165 ），爱任纽（Irenaes 115-202），特土良（Tertullian 165-225），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 170-236）柯模典（Commodus 3世纪），维克多（Victorinus 304），麦托丢（Methodius 311），与拉克单丢（Lactantius 250-325）等人中作品找到。　　千禧年主义（chiliasm or millenarianism）虽然有各种不同解释，在使徒之後的教会末世观念中却最显著。帕皮亚教导说，在死人复活後的千禧年中，基督将会与圣徒施行统治一千年。殉道者游斯丁对千禧年采取类似的立场，教导人说，预言的顶峰，乃是基督复临。那时死人复活，以後是启20章的一千禧年，及其之後的全人类的审判。　　爱任纽诉诸圣经预言，证明基督教的真实。他相信但以理书二章，七章的预言是彼此密切相关的。依他的看法，罗马是第四国。以後按照但以理书第七章，与启示录第十七章中的十角分裂成为十国。爱任纽指出敌基督者，就是但以理书中的小角，保罗所讲的『大罪人』，与启示录第十三中的头一个兽。　　第二世纪中，类似历史预言的高度宣传作品，被基督徒适当地使用。这些称为西比喇神喻（Sibyline Oracles）的文件，包括一些混杂著异教老先知（世界各地的老先知，尤其是希腊与罗马的老先知）的膺品著作。犹太人与基督徒都著写有摹仿古先知的仿冒作品，并用这些古怪的异教，犹太人，与罗马人的混杂作品，宣传他们的信仰，尤其是他们对末世的希望。　　这些异教神喻与圣经启示之间最有意义的相似处，是将历史分为朝代，与有名字的国家兴替。国家兴替的最後就是地球毁灭，复活，审判，与地球蒙福的情况。这西比喇神喻继续作为人的参考直到中世纪。对千禧年思想发挥了强大影响力。　　特土良评注了但以理与启示录两卷书。他相信罗马帝国使保罗所预言的敌基督者的出现迟延了（那就是说罗马是帖後2::6,7节的耽延者）。第三世纪起头，特土良加入了孟他努运动（Montanism），一种连带使圣经千禧年解释也不为人置信的极端千禧年运动。　　目前传到我们手中的，希波吕托斯为但以理书写的注解是最早的一本。依照耶柔米与其他资料，希波吕托斯也曾为启示录写过一篇论文。他看预言为上帝的未来日历。对他说，但以理书第二章与第七章中的第四国乃是罗马。依照预言，他期待罗马会分裂成为十个国家。敌基督者要从这分裂中出现。但是，他的统治将为基督复临所结束。他认为基督复临就是预言的目标。希波吕托斯指出但以理与启示录的结束事件为同一件事，都是基督复临。　　希波吕托斯似乎是第一人，推算出但以理书9:24-27节中的六十九个七，引人到基督第一次降世；那同一预言的七十个七则是介绍基督复临。似乎，他屈服了试探，为主的再来订出日期。　　他在解释启示录十二章时，希波吕托斯将妇人的象徵表号解释为教会，将那男孩子解释为基督。他指出但以理书第七章的第四国就是启示录第十三章的的第一个兽，他同时宣称，第二个兽象徵敌基督者的国。　　从神学看，拉丁诗人柯模典乃是千禧年派。他也写有关敌基督者的文章。在戴克里先皇帝在位时殉道而死的维克多，是现今保存启示录注解中最早的作者。耶柔米认为自己是个千禧年派。维克多建立了一个原则，就是圣经启示不可视为连续的，直线进行的预言，而是，它的各部分都回头重复所已经述说的。　　麦托丢虽然受到俄利根（Origen）用寓意法解释圣经的影响，但却在复活与启12章中对妇人与男孩子解释为教会与圣徒上，反对俄利根。康斯坦丁的皇太子的老师拉克单丢是一个热心，有时富於幻想，并使用西比喇神喻的千禧年派。　　虽然耶柔米（340-420）是一个激烈的『无千禧年派』，并警告说，圣经启示是一本奥秘书，但他曾为但以理书写过一本有意义的注解。他在这本书中，寻求反对第三世纪新柏拉图派哲学家坡非留（Porphyry）的批评。耶柔米指出但以理第二章与第七章中的第四国，乃是罗马国。并宣称但以理书第二章中那块打击大像的石头代表基督。在他看来，基督复临要在但以理所说的小角，就是敌基督者出现之後发生。　　２。新方向　　几种力量开始破坏早期教会对预言了解的主流，并提出圣经预言解释的新方向。其中之一是俄利根（185-254）所提出的圣经解释的寓意化与属灵化。他强调上帝的国在信徒心灵中显现，而不强调在世上显现，他将注意力从历史的转到属灵的。结果，俄利根就破坏了早期教会对基督亲自降临，复活，与真正千禧年的信仰。　　另一个使圣经启示解释改变的因素是，康斯坦丁皇帝的悔改信主(337)。在康斯坦丁皇帝之前，基督徒都对罗马帝国抱著消极的看法，但现今基督教成了国家主要宗教，在新容忍，与基督教得宠的新政策之下，就发展出了一种『帝国神学』。　　但是，那使早期教会对预言之历史性了解产生最深邃影响的，当归诸於奥古斯丁（354-430）。奥古斯丁与之後中世纪的释经，依从泰康利阿斯（Tyconius 400）的释经原则。依照之後中世纪作者们的说法，泰康利阿斯论到圣经启示，写成一本注释，将书中预言的应验归於主观的灵性发展，而不归於历史事件。　　泰康利阿斯声称，启示录二十章六节所说关系千禧年的第一次复活，乃是属灵的（就是从罪中之死醒转时灵魂的复活）；而第二次复活则是所有的人的全面复活。在他看来，千禧年并非义人复活後在地上施行统治一千年。泰康利阿斯认为这千禧年就是自基督第一次降世开始的基督教时代。对泰康利阿斯说，启示录所讲的，不是将来的历史事件，而是鬼魔势力与上帝国度之间属灵战争的描写。　　这项了解圣经启示之神秘的，属灵的，非历史的方法，在奥古斯丁的譬喻性释经中反映与发展出来。对这位希坡主教说，千禧年是个整数，用以指始自基督地上工作，至世界末日之间的时期长度。奥古斯丁特别对千禧年论者的极端说法及其对属肉体的期望发出反弹，其中一些，也是他自己曾一度相信的。　　对奥古斯丁说，第一次复活是属灵的，寓意式的，是在罪中死去的灵魂在义中复活。第二次复活，是世界末日身体的复活。在这两件事之间，天国就是地上的教会。教会就是现今的教会与她的主一同统治的基督的国。启20:4节所说那些坐在审判宝座上的就是教会的大主教。　　虽然许多历史派的解经家已经指出启示录十三章的头一个兽是罗马帝国，奥古斯丁却将它解释为恶的世界。这样，奥古斯丁就不容许有任何想在圣经启示中找到当今历史事件的企图。　　虽然奥古斯丁一直相信基督复临，但他的理论系统却将复临盼望放在遥远的将来，这样，就破坏了对末日立即来临的盼望。奥古斯丁深深影响了教会生活与预言的释经工作。他那现今教会施行统治的革命性千禧年哲学深深冲击了之後教会历史中的思想。实际说来，奥古斯丁对圣经启示属灵与寓意式释经，在整个中世纪成了教会的正式教义。　　Ｂ。中世纪　　奥古斯丁象徵性看法既然在之後一千年中得势，早期教会时期对预言及千禧年的观念就被压抑，只偶而由千禧年派人士再挑旺起来。　　在十二世纪，义大利弗欧里的约雅斤（Joachim of Fiore 1135-1202）成了中世纪最大的圣经启示方面的作者。历史学家说，约雅斤与他的跟随者在启示传统历史上开启了一个新舞台。弗欧里修道院院长约雅斤大量使用寓意释经法。他的释经惊人地充满想像与创意。他使用三一真神为模式，将历史分为三个大时代。父上帝时代，大部与旧约圣经同一时代，此时，人依从肉体而活。圣子上帝时代，肉体与属灵的交织在一起。这第二时代，教会阶级为其特徵，自基督教兴起开始，持续四十二代，每代约三十年。约雅斤期盼圣灵上帝时代快些开始，可能就在他的日子。最後的时代将是个新时代，由新寺院派，与一个没有神职人员与大主教的社会所领导。约雅斤评注了但以理书与启示录，提出了一些幻想式解释。他攻击千禧年派一千年的早期国度的想法，并说启示录二十章中的千禧年为圣灵时代。　　这位修道院院长看来是第一个解释启示录十二章1260天为1260年的基督徒。虽然三个世纪之前，犹太释经家已经认为但以理书十二章中的1290日是1290年。藉著将新旧约圣经字字相比较，约雅斤发现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清楚地启示在圣经中了。　　下一世纪中，约雅斤的思想，抓住了个人与团体的想像力，但是，他们之中一些人将他的思想带到革命性结论。（例：属灵的方济会）　　在约雅斤之後，对圣经启示的关心，横跨欧洲，但在英国特别显著（例：英国：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 1320-1384, 与他的朋友潘非(John Purvey 1353-1428)；在波西米亚也是，例：米里克（John Milic 1374）, 他的学生，Janow的马提亚（Mathias），并後来的胡斯约翰（John Huss 1372-1415）。　　Ｃ。宗教改革时期　　１。改教者的历史学派观点　　宗教改革强调圣经，伴随著圣经启示解释兴趣的重新燃起。十六世纪出版的作品中，有大量的护教辩论著作。它们以一种直率的口气写出来，二十世纪的耳朵听起来常觉粗俗不堪。许多小册子与注释都夹有尖锐的卡通与讽刺。政治与社会的挫折注入在迅即消散的宗教气氛之中，爆发出宗教改革者无法控制的暴力事件。基督教在一个地区所采取的方向，常常与另一地区所采取的路径大相迳庭。　　一些作家的释经中，虽仍继续奥古斯丁的观点（如加尔文），虽或以修改的方式，但在宗教改革时期，对圣经启示用历史学派与照字面应用的解释方式则盛行起来。将但以理书第二与第七章中的时间预言用在巴比伦，玛代波斯，希腊，与罗马之後罗马分裂的解释，继续支持早已为人接受的预言的历史应验。同样的，预言中的一日顶一年的原则，在这段时期中也广为人应用，尤其是1260日，三年半，与四十二个月。许多人还认为，但以理与启示录的预言，乃是基督教世纪的透视。　　虽然对圣经的解释并不一致，但改教者都广泛相同地认为敌基督者为教皇，在某些情形下为突厥人，有时则认为二者都是。但以理书中的小角，马太福音中的『那行毁坏可憎的』，保罗所说的『大罪人』，启示录中的兽，巴比伦、大淫妇，都被指出是敌基督者。　　这些对教皇的指认，是这个时期到处有人退出罗马教会的主因。　　虽然马丁路德与慈运理（Ulrich Zwingli）不重视圣经启示，加尔文对圣经启示中的象徵表号的辨识保持不确定态度，但他们都毫不犹豫地指认教皇或突厥是但以理书与启示录中所说之背道与迫害的权势。　　末日相信已经临近。虽然改教者如马丁路德，慈运理，对千禧年的推测不甚确定，一些如在明斯特改教者极端分子之间，与清教徒背叛期中第五帝国的人所发生的暴动，都无法防止。　　２·各种反对的解释　　第十六世纪的下半与第十七世纪的上半，天主教会为了应付基督教对圣经启示的解释，发展出相反的解释来。三个学问渊博的耶稣会人士发动了对历史释经法的攻击，其主要焦点是启示录。　　第一个替代的释经由利伯拉（Francisco Ribera1537-1591）提出。利伯拉将启示录的前几章与约翰时代的罗马相关联。而将其他的章与基督教世纪末了的一个不信的敌基督者三年半的统治相关连。之後的评经家提出说，利伯拉乃是现代未来派解释的创始人。这现代未来派释经法，乃是之後由达尔比（John N. Darby 1800-1882）与梅提兰（Samuel R. Maitland 1792-1866）发展出来。　　聪明的神学家与辩论家贝乐米恩（Robert Bellarmine 1542-1621）将利伯拉的著作扩大，特别攻击预言中的一日顶一年的原则。贝乐米恩特别寻求利用基督教会中他的敌人间解释的差异。　　第二个挑战由阿尔卡察（Luis de Alcazar 1554-1613）所提出。阿尔卡察提出说，启示录讲的是早期教会在犹太教与罗马异教敌对之下得胜的战争。因为阿尔卡察的方法将整本启示录书都应用在过去，这项释经法就被冠上过去派(preterism)的标签。　　虽然，阿尔卡察可能是最先将过去派解释法用在整本启示录书的人，但第三世纪基督教的敌人玻非留（Porphyry ）早已将过去派释经法用在但以理书，将其限制在安条克四世时期。因此，以某种意义说，玻非留与阿尔卡察成了将圣经启示意义限制在过去的现代历史批判释经法的先锋。　　阿尔卡察与利伯拉所提出的解释法，转变了基督徒对敌基督者为教皇的支持。利伯拉将敌基督者放在遥远的将来，而阿尔卡察则将敌基督者放在遥远的过去。虽然这些解释彼此互相排斥，但它们都让人不再注意教皇得势的历史时期。　　３·十七与十八世纪　　虽然有这些反对解释，历史学派对圣经启示的解释，仍然在十七与十八世纪中继续，在英国，欧洲，与新世界，有数以百计的圣经注释出现。这时期较受人注目的注释包括：米特约瑟（Joseph Mede1586-1638）,牛顿（Issac Newton1642-1727）与本格尔（Johann A. Bengel 1687-1752）。虽然在清晰，细节，与了解上，这些释经家各有不同，但在基本上都将这些圣经启示用在历史的应验上。　　这时期千禧年观点，受到彗比（Daniel Whitby 1638-1726）所提出新的千禧年理论的挑战。彗比提出一属灵的千禧年，包括基督复临之前启示录二十章千禧年中福音的普世得胜，万国悔改。　　彗比见到一个犹太教与基督教价值观发挥最大影响力的社会。他相信千禧年会是一个充满天国公义与和平的黄金时期。在此时期中，在基督复临之前，万国悔改，信奉基督教。不幸的是，这样将基督复临延迟到遥远的将来，到千禧年之後，会淡化我们对主复临的急迫感，使人进入虚假的平安之中。　　Ｄ。现代期　　１。对预言兴趣的复兴　　法国革命时期欧洲社会与政治制度的狂暴连根动摇，激起了对圣经启示之前所未有的兴趣。但以理与启示录研究的新纪元在大西洋两岸开始了。圣经启示的解释与释经家以从来未有的速度不断以倍数增加。　　一些作者开始称这个时期为末时，认为这个时期是圣经启示预言的应验。一些团体，特别是参加威廉米勒尔（William Miller）复临运动的人，热望基督复临，以及之後的千禧年开始。　　对圣经字面的坚持，以及旧约圣经对以色列的预言必会应验的主张，导致一些前千禧年派（基督复临在千禧年之前）的人，极端讲求字面，带进犹太化的千禧年论。这个趋向，增长到流行程度，继续直到今天，成了一种前千禧年派最强的形式——称之为分期论（dispensationalism）。　　在剩下的十九世纪中，与前千禧年派释经构成对比的，是後千禧年派的继续宣讲他们所认定的基督复临之前普世进步，全球悔改的道理。　　在平行发展中的，是起初由玻非留与阿尔卡察发起的预言的理性观点，在布兰顿（Hugh Broughton 1549-1612），果西阿斯（Hugo Grotius 1583-1645），韩曼德（Henry Hammond 1605-1660），与一些德国理性主义者的推动之下，成为流行。这种解释法，将圣经启示放在遥远的过去，让它失去了预言与宇宙性的素质。　　这种形式的过去派，今天称为历史评经派。除了偶而有作者继续认为圣经启示是全面性世事的预言之外，这项历史评经法，一直在圣经启示解释上得势，直到今日。它不久打破了圣经与非圣经的区别，开始仅以之为历史现象去研究启示。　　２。对圣经启示之历史批判研究　　犹太与基督教启示的综合描述，最初在1832年，由陆克（Friedrich Lucke）出版。他以启示录研究为他的研究开始，然後再去研究其他启示文学作品。他的著作的次标题很有意思：『一次综合性介绍约翰的启示录与启示文学全集的尝试』。　　陆克认为，但以理书是犹太教启示最好的代表（虽然他与其同时代的其他评经家一起测定其著作年代为主前二世纪）。启示录则是基督教启示的最好代表。他在全书中仍然寻求要藉区分圣经与非圣经启示以保存启示宗教的独特性，他作结论说，启示在本质上是预言性的。但是，他认识到，并非所有圣经中的预言都是启示。在他看来，启示的特质是其对历史的普世观。　　路斯（Eduard Reuss）在其1843年发表的一篇短文中认为，约翰的启示录应该被视为启示文学的一部分。但是，不像陆克，路斯放弃了圣经启示与非圣经启示的区别，而那是当时众所接受的历史评经研究的标准。路斯决定从理性主义的立场去考察作品，从它们历史出现的角度去研究它们。　　第一篇论到犹太启示的专题论文於1857年由胡金飞德（Adolf Hilgenfeld）出版。胡金飞德意图藉著研究其历史发展以发现启示的性质。他寻求破除陆克对默示与非默示作品之间的区别。在追溯启示文学的发展中，利用黑格尔的哲学架构。　　胡金飞德之後近一百年，启示研究衰退，只偶而有零星的兴趣闪现。历史学家追朔这项改变的原因是威豪生（Julius Wellhausen）於1878年发表的值得纪念的以色列宗教原貌的强烈影响。　　威豪生与其学生拒绝承认启示作品中任何真实的预言的灵，认为它们的作者只是摹仿犹太人被掳之前的先知，与借用外国的材料，尤其是波斯的材料。以前的学者们曾认为启示文学乃是先知与新约基督教之间的连接，但威豪生则宣称古先知们乃是耶稣之前的属灵先驱。这项观念造成『先知连接』理论。依照这项理论的说法，任何预言与启示之间的连接都被否定，不赋於启示作品任何价值。　　值得注意的例外情形中，有英国学者查尔斯（Robert H. Charles）。他在二十世纪初叶，发展出吸引人的一种对启示的幻想。虽然查尔斯使用威豪生发展出的工具，他用了他一生的光阴，收集启示与伪经材料。他预备了这些作品的批判版本与译本，并努力去发现启示的内在特性。在他发表的许多作品之中，两本巨著是：『旧约中的伪经与伪典』——一个七十年间学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　　像威豪生一样，查尔斯也用那预先假设、但圣经材料多数所没有的一致性，与亚里斯多德的逻辑中文学来源批判原则。查尔斯因盼望内容与风格的一致性，就无法忍受启示中显著的重复与不一致性。他对启示文件的年代测定，受他的进化论的观点所影响。在他对启示的历史重建上，清晰地存在著黑格尔的『理性精神』。　　不像威豪生，查尔斯在预言与启示之间却见到一种有机的连接。因此，他攻击威豪生的『先知连接』理论，断然地拥护启示与新约基督教之间有著亲密关系的立场。　　在罗雷（Harold H. Rowley?The Relevance of Apocalyptic,1944）, 罗素尔（David S, Russell?The Method and Message of Jewish Apocalyptic, 1964）, 欧藤沙根（Peter von der Osten-Sachen?FONT FACE="Times New Roman">Die Apokalypik in ihrem Verhaltnis zu Prophetie und Weisheit [启示与预言与智慧的关系] 1969）与更近代的韩生（Paul D. Hanson?FONT FACE="Times New Roman">The Dawn of Apocalyptic, 1975）,波德温（Joyce G. Baldwin?FONT FACE="Times New Roman">Daniel, 1978）等人的著作中，都保持著由陆克，路斯，胡金飞德，查尔思等所提出的预言与启示之间的连续性。　　在进入新世纪之时，另一个对启示的历史批判的方法，由龚克（Hermann Gunkel----Schopfung und Chaos in Urzeut abd Ebdzeit, 1895）提出。龚克意图分离出他所认伪的启示中的神话片段。依照龚克的说法，这些片段无法与历史事件所认同，他就到古代近东神话中的大模式中去寻求它们的意义。　　龚克到巴比伦神话中去研究，而将这项研究典型化的较近的方式，则特别集中在迦南文学。宗教历史学家提出说，耶路撒冷的宫廷宗教吸收了迦南的主题与观念到以色列的宗教之内，直到它们重新合并在启示作品里。　　龚克提出的方法与比较法，再进一步由一些作家，如蜃文可（Sigmund Mowinckel?FONT FACE="Times New Roman">He That Cometh 1954）克罗斯（Frank M. Cross?FONT FACE="Times New Roman">Canaanite Myth and Hebrew Epic, 1973）柯林斯（John J. Collins---- The Apocalyptic Imagination, 1984）等人加以发展。这项方法，不在启示中寻求历史的认同，而是要研究所谓启示比譬的神话根源，然後赋於它们象徵性与暗示的意义。　　现代启示研究的第三个方向是，在融合希腊与近东宗教著作的背景之下去了解启示作品。　　现代对启示研究的热烈兴趣起始於1960年恺斯曼（Ernst Kasemann）所写的一篇文章。他在其中宣称：『启示是基督教神学之母』。　　系统神学家们，如潘仁柏（Wolfgang Pannenberg----Revelation as History1968），莫特曼（Jurgen Moltmann?FONT FACE="Times New Roman">Theology of Hope 1967），也让人注意到启示文学对早期基督教神学的重要性。由於过去学者们拒绝启示与早期基督教之间的连接，这项启示与基督教的连接就显得格外使人感到惊奇。愈来愈多的现代学者认为，了解早期基督教与基督教神学，犹太人的启示是不可少的。　　３。圣经启示现代研究法　　二十世纪下半圣经启示现代研究法虽然复杂与多样化，但可以分为两大类——属灵譬喻法与字面历史法。　　後千禧年论（认为基督复临在千禧年之後）出自惠特比（Daniel Whitby）的著作。它是大部十九世纪保守派基督徒所持有的末世论思想，如今已不再流行。今天普世社会情况的恶化，已经剥夺了後千禧年论从前的力量。除了今日我们的时代愈来愈乱之外，圣经也反对後千禧年论的立场。赞成与惠特比相反的立场。启示录作者清楚地将基督复临放在千禧年之前，而非放在千禧年之後（启19:11-20:10）。　　a. 属灵譬喻法——用历史批判法研究圣经启示，许多学者就见到但以理与启示录不是预测将来的事，而是暗示宇宙与人的经验的内在意义。　　虽然这项对圣经启示所采取的立场，愈来愈流行，尤其是在那些追溯启示比譬至古代近东神话的学者之间，但并非所有历史批判者都抱同样的态度。看启示比譬为历史个体（虽然这些个体只限於过去）的密码文字，一直是，并仍然广为历史批判学者们所接受。　　另一种对圣经启示用属灵譬喻解释方式，特别在对启20:1-10节的解释上可以找到。无千禧年派并不都同意历史批判学者们的各种假设。但是，他们的确同意启示录二十章的千禧年乃是象徵性预表基督第一次降世与基督复临之间的基督教世纪。依照这种说法，我们现在就已经在千禧年中，因为上帝的国从基督降生开始，并要在廷复临时结束。　　最先由奥古斯丁所强调的无千禧年论，是受人怀疑的。因为它在释经学上缺少一致性，以及它忽视了启示录书中千禧年的位置。这种释经法，在释经原则应用在启示录二十章及其他部分时缺乏一致性。　　约翰写的启示录文学结构，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论到自使徒时代至基督复临的历史发展，第二部分描写末世的完结。若是无千禧年论是对的，千禧年就应该在第一部分，而不在第二部分。将千禧年放在第二部分，或说末世部分，约翰就是将千禧年放在未来，将启20:1-10节坚固地锚定在上帝最後与最终工作的一连串大事之中。　　b. 照字面解释——现代第二个对圣经启示流行的解释法，其典型的例子是前千禧年论(基督复临将在启示录二十章所说千禧年之前发生)。前千禧年论的解释植根於基督教会最先几个世纪里。在中世纪起始、奥古斯丁的无千禧年论成为教会的正式教义之後，前千禧年论就一直保持静默，在过去二十个世纪中每隔一段时期之後，才又复燃一次。尤其在二十世纪开始、後千禧年论式微之後。　　前千禧年论，如同历史派对圣经启示的解释，也有著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是，所有前千禧年论者都同意基督复临是在启示录二十章的千禧年之前。　　前千禧年论者，认为圣经启示是预言。但以理书与启示录书中一连串发展导致末日的事件，形成了上帝所预定的神圣历史。这项神圣历史对那些研究但以理书与启示录的人是可以知道的。圣经启示彼此补述，其信息可以依圣经一致性原则获得了解。异象中的象徵表号代表真实实体。事物发生的次序与历史相对应。　　历史派前千禧年论，由於十九世记兴起的分期论而修改。如今，分期论的前千禧年派在前千禧年派中数目是最占优势的。艾耳文 (Edward irving)，达比(John N. Darby)，蔡腓 (Lewis S. Chafer)，与史可飞德 (C.I. Scofield) (尤其是史可飞德参考板圣经)都是发展现今分期论的功臣。这分期论代表几个学派，而非一种运动。　　虽然现代分期论的前千禧年论还存有各种不同观点，许多仍然同意达比的说法，那就是基督复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秘密被提，所有圣徒将被提与基督同在。第二阶段的焦点则放在七年之後基督复临，来到地球统治一千年。　　达比认为，将来的七年或『要来的世代』之中，即使福音世代要结束，圣灵会收回，多人成群悔改将会发生。在之後的千禧年中，犹太人的圣殿崇拜将在耶路撒冷重新建立。旧约圣经中国家的预言终会成就。这项坚持旧约圣经国度预言会在复兴的犹太国照字面应验的看法，已经导致犹太式的千禧年论（参见本书『千禧年』Ⅲ, B, 7）　　Ｅ。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解释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也是前千禧年派。但是像多数十九世纪初叶的前千禧年派一样，不接受分期论。以他们对圣经启示历史派的了解，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认为历史已经快到镜头，基督复临已迫在眉睫。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依其对圣经的了解，教导我们的主在千禧年前在大灾难中回来，他们不认为圣经支持基督复临分为『被提』与『显现』的两阶段。圣经用以描写我们的主回来的用词，表示基督复临，会是一个不可分的，单一的，照字面的，可听见的，可看见的大事（见本书『基督复临』I. E, 1-5）。　　基督复临时，信徒将在空中与主相遇，跟廷一起回到为他们所预备的天家。那时不悔改的被杀（约14:2-3; 帖前4:16,17; 启19:11-21）。因此，千禧年开始时地上无人。因为地上无人，撒但不能继续他作恶的活动，就使撒但被捆绑（启20:1-3,7,8; 参见本书『千禧年』）。　　因为启示录二十章是圣经中唯一清楚描写千禧年的篇页，任何有效的对千禧年的描述就必须出自此，或与此相和谐。因此在其内读到旧约圣经中原先用於犹太人的国度预言的应验是毫无理由的。也没有凭据说，基督回来之後，还有悔改的事发生。因为我们的主复临一切人的命运就已经决定。同样地，霥於我们的救主之死的有效性与不重复性，说圣殿的仪式还要再次恢复，即使只是纪念性的崇事与献祭，也都是误导。　　在基督与圣徒在天上一同施行统治一千年的结束，地上不悔改的人复活过来，撒但又能继续他的欺骗活动。最後审判开始。一切恶都被除去，新天新地被建立（启20:7-21:4;参见本书审判Ⅲ. B. 3; 千禧年Ｉ.C. 3）。　　因此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立场是继续历史派与前千禧年派对圣经启示的解释，相信这些预言的应验涵盖了自但以理时代至最後上帝的国建立的全部历史。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不接受将但以理与启示录的异象完全用在过去。他们也避免後千禧年派与无千禧年派的属灵化解释，以及分期论的前千禧年派的过分照字面的犹太式的千禧年论。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所见之基督复临的迫切性，以及它带来救恩的结束，对所谓的『黄金时代』与『将来的时代』等观念提出了挑战。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预言解释也清除了在前千禧年派人事之间十分流行的臆测与感情主义的陷阱。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渴望新世界来临，但仍努力认真地对现今的世界尽社会，文化，与环境保护的责任。但是，他们无论何时的祷告都是：『阿们！主耶稣阿，我愿你来！』

四.历史透视

　　篇幅的限制，在此只作一简短，选择性的概述。基督教会建立迄今，圣经启示对各种不同信徒，一直是一永无穷尽的灵感泉源。对圣经启示浓厚兴趣与研究时期有：早期基督教会，中世纪晚期，宗教改革时期，十九世记，以及自1900年代起自今的现代期。

　　Ａ。早期教会时代

　　１。历史学派观点

　　基督教会第一世纪时期，圣经启示长久的影响力可在帕皮亚（Papias 60-130），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the Martyr 100-165 ），爱任纽（Irenaes 115-202），特土良（Tertullian 165-225），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 170-236）柯模典（Commodus 3世纪），维克多（Victorinus 304），麦托丢（Methodius 311），与拉克单丢（Lactantius 250-325）等人中作品找到。

　　千禧年主义（chiliasm or millenarianism）虽然有各种不同解释，在使徒之後的教会末世观念中却最显著。帕皮亚教导说，在死人复活後的千禧年中，基督将会与圣徒施行统治一千年。殉道者游斯丁对千禧年采取类似的立场，教导人说，预言的顶峰，乃是基督复临。那时死人复活，以後是启20章的一千禧年，及其之後的全人类的审判。

　　爱任纽诉诸圣经预言，证明基督教的真实。他相信但以理书二章，七章的预言是彼此密切相关的。依他的看法，罗马是第四国。以後按照但以理书第七章，与启示录第十七章中的十角分裂成为十国。爱任纽指出敌基督者，就是但以理书中的小角，保罗所讲的『大罪人』，与启示录第十三中的头一个兽。

　　第二世纪中，类似历史预言的高度宣传作品，被基督徒适当地使用。这些称为西比喇神喻（Sibyline Oracles）的文件，包括一些混杂著异教老先知（世界各地的老先知，尤其是希腊与罗马的老先知）的膺品著作。犹太人与基督徒都著写有摹仿古先知的仿冒作品，并用这些古怪的异教，犹太人，与罗马人的混杂作品，宣传他们的信仰，尤其是他们对末世的希望。

　　这些异教神喻与圣经启示之间最有意义的相似处，是将历史分为朝代，与有名字的国家兴替。国家兴替的最後就是地球毁灭，复活，审判，与地球蒙福的情况。这西比喇神喻继续作为人的参考直到中世纪。对千禧年思想发挥了强大影响力。

　　特土良评注了但以理与启示录两卷书。他相信罗马帝国使保罗所预言的敌基督者的出现迟延了（那就是说罗马是帖後2::6,7节的耽延者）。第三世纪起头，特土良加入了孟他努运动（Montanism），一种连带使圣经千禧年解释也不为人置信的极端千禧年运动。

　　目前传到我们手中的，希波吕托斯为但以理书写的注解是最早的一本。依照耶柔米与其他资料，希波吕托斯也曾为启示录写过一篇论文。他看预言为上帝的未来日历。对他说，但以理书第二章与第七章中的第四国乃是罗马。依照预言，他期待罗马会分裂成为十个国家。敌基督者要从这分裂中出现。但是，他的统治将为基督复临所结束。他认为基督复临就是预言的目标。希波吕托斯指出但以理与启示录的结束事件为同一件事，都是基督复临。

　　希波吕托斯似乎是第一人，推算出但以理书9:24-27节中的六十九个七，引人到基督第一次降世；那同一预言的七十个七则是介绍基督复临。似乎，他屈服了试探，为主的再来订出日期。

　　他在解释启示录十二章时，希波吕托斯将妇人的象徵表号解释为教会，将那男孩子解释为基督。他指出但以理书第七章的第四国就是启示录第十三章的的第一个兽，他同时宣称，第二个兽象徵敌基督者的国。

　　从神学看，拉丁诗人柯模典乃是千禧年派。他也写有关敌基督者的文章。在戴克里先皇帝在位时殉道而死的维克多，是现今保存启示录注解中最早的作者。耶柔米认为自己是个千禧年派。维克多建立了一个原则，就是圣经启示不可视为连续的，直线进行的预言，而是，它的各部分都回头重复所已经述说的。

　　麦托丢虽然受到俄利根（Origen）用寓意法解释圣经的影响，但却在复活与启12章中对妇人与男孩子解释为教会与圣徒上，反对俄利根。康斯坦丁的皇太子的老师拉克单丢是一个热心，有时富於幻想，并使用西比喇神喻的千禧年派。

　　虽然耶柔米（340-420）是一个激烈的『无千禧年派』，并警告说，圣经启示是一本奥秘书，但他曾为但以理书写过一本有意义的注解。他在这本书中，寻求反对第三世纪新柏拉图派哲学家坡非留（Porphyry）的批评。耶柔米指出但以理第二章与第七章中的第四国，乃是罗马国。并宣称但以理书第二章中那块打击大像的石头代表基督。在他看来，基督复临要在但以理所说的小角，就是敌基督者出现之後发生。

　　２。新方向

　　几种力量开始破坏早期教会对预言了解的主流，并提出圣经预言解释的新方向。其中之一是俄利根（185-254）所提出的圣经解释的寓意化与属灵化。他强调上帝的国在信徒心灵中显现，而不强调在世上显现，他将注意力从历史的转到属灵的。结果，俄利根就破坏了早期教会对基督亲自降临，复活，与真正千禧年的信仰。

　　另一个使圣经启示解释改变的因素是，康斯坦丁皇帝的悔改信主(337)。在康斯坦丁皇帝之前，基督徒都对罗马帝国抱著消极的看法，但现今基督教成了国家主要宗教，在新容忍，与基督教得宠的新政策之下，就发展出了一种『帝国神学』。

　　但是，那使早期教会对预言之历史性了解产生最深邃影响的，当归诸於奥古斯丁（354-430）。奥古斯丁与之後中世纪的释经，依从泰康利阿斯（Tyconius 400）的释经原则。依照之後中世纪作者们的说法，泰康利阿斯论到圣经启示，写成一本注释，将书中预言的应验归於主观的灵性发展，而不归於历史事件。

　　泰康利阿斯声称，启示录二十章六节所说关系千禧年的第一次复活，乃是属灵的（就是从罪中之死醒转时灵魂的复活）；而第二次复活则是所有的人的全面复活。在他看来，千禧年并非义人复活後在地上施行统治一千年。泰康利阿斯认为这千禧年就是自基督第一次降世开始的基督教时代。对泰康利阿斯说，启示录所讲的，不是将来的历史事件，而是鬼魔势力与上帝国度之间属灵战争的描写。

　　这项了解圣经启示之神秘的，属灵的，非历史的方法，在奥古斯丁的譬喻性释经中反映与发展出来。对这位希坡主教说，千禧年是个整数，用以指始自基督地上工作，至世界末日之间的时期长度。奥古斯丁特别对千禧年论者的极端说法及其对属肉体的期望发出反弹，其中一些，也是他自己曾一度相信的。

　　对奥古斯丁说，第一次复活是属灵的，寓意式的，是在罪中死去的灵魂在义中复活。第二次复活，是世界末日身体的复活。在这两件事之间，天国就是地上的教会。教会就是现今的教会与她的主一同统治的基督的国。启20:4节所说那些坐在审判宝座上的就是教会的大主教。

　　虽然许多历史派的解经家已经指出启示录十三章的头一个兽是罗马帝国，奥古斯丁却将它解释为恶的世界。这样，奥古斯丁就不容许有任何想在圣经启示中找到当今历史事件的企图。

　　虽然奥古斯丁一直相信基督复临，但他的理论系统却将复临盼望放在遥远的将来，这样，就破坏了对末日立即来临的盼望。奥古斯丁深深影响了教会生活与预言的释经工作。他那现今教会施行统治的革命性千禧年哲学深深冲击了之後教会历史中的思想。实际说来，奥古斯丁对圣经启示属灵与寓意式释经，在整个中世纪成了教会的正式教义。

　　Ｂ。中世纪

　　奥古斯丁象徵性看法既然在之後一千年中得势，早期教会时期对预言及千禧年的观念就被压抑，只偶而由千禧年派人士再挑旺起来。

　　在十二世纪，义大利弗欧里的约雅斤（Joachim of Fiore 1135-1202）成了中世纪最大的圣经启示方面的作者。历史学家说，约雅斤与他的跟随者在启示传统历史上开启了一个新舞台。弗欧里修道院院长约雅斤大量使用寓意释经法。他的释经惊人地充满想像与创意。他使用三一真神为模式，将历史分为三个大时代。父上帝时代，大部与旧约圣经同一时代，此时，人依从肉体而活。圣子上帝时代，肉体与属灵的交织在一起。这第二时代，教会阶级为其特徵，自基督教兴起开始，持续四十二代，每代约三十年。约雅斤期盼圣灵上帝时代快些开始，可能就在他的日子。最後的时代将是个新时代，由新寺院派，与一个没有神职人员与大主教的社会所领导。约雅斤评注了但以理书与启示录，提出了一些幻想式解释。他攻击千禧年派一千年的早期国度的想法，并说启示录二十章中的千禧年为圣灵时代。

　　这位修道院院长看来是第一个解释启示录十二章1260天为1260年的基督徒。虽然三个世纪之前，犹太释经家已经认为但以理书十二章中的1290日是1290年。藉著将新旧约圣经字字相比较，约雅斤发现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清楚地启示在圣经中了。

　　下一世纪中，约雅斤的思想，抓住了个人与团体的想像力，但是，他们之中一些人将他的思想带到革命性结论。（例：属灵的方济会）

　　在约雅斤之後，对圣经启示的关心，横跨欧洲，但在英国特别显著（例：英国：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 1320-1384, 与他的朋友潘非(John Purvey 1353-1428)；在波西米亚也是，例：米里克（John Milic 1374）, 他的学生，Janow的马提亚（Mathias），并後来的胡斯约翰（John Huss 1372-1415）。

　　Ｃ。宗教改革时期

　　１。改教者的历史学派观点

　　宗教改革强调圣经，伴随著圣经启示解释兴趣的重新燃起。十六世纪出版的作品中，有大量的护教辩论著作。它们以一种直率的口气写出来，二十世纪的耳朵听起来常觉粗俗不堪。许多小册子与注释都夹有尖锐的卡通与讽刺。政治与社会的挫折注入在迅即消散的宗教气氛之中，爆发出宗教改革者无法控制的暴力事件。基督教在一个地区所采取的方向，常常与另一地区所采取的路径大相迳庭。

　　一些作家的释经中，虽仍继续奥古斯丁的观点（如加尔文），虽或以修改的方式，但在宗教改革时期，对圣经启示用历史学派与照字面应用的解释方式则盛行起来。将但以理书第二与第七章中的时间预言用在巴比伦，玛代波斯，希腊，与罗马之後罗马分裂的解释，继续支持早已为人接受的预言的历史应验。同样的，预言中的一日顶一年的原则，在这段时期中也广为人应用，尤其是1260日，三年半，与四十二个月。许多人还认为，但以理与启示录的预言，乃是基督教世纪的透视。

　　虽然对圣经的解释并不一致，但改教者都广泛相同地认为敌基督者为教皇，在某些情形下为突厥人，有时则认为二者都是。但以理书中的小角，马太福音中的『那行毁坏可憎的』，保罗所说的『大罪人』，启示录中的兽，巴比伦、大淫妇，都被指出是敌基督者。

　　这些对教皇的指认，是这个时期到处有人退出罗马教会的主因。

　　虽然马丁路德与慈运理（Ulrich Zwingli）不重视圣经启示，加尔文对圣经启示中的象徵表号的辨识保持不确定态度，但他们都毫不犹豫地指认教皇或突厥是但以理书与启示录中所说之背道与迫害的权势。

　　末日相信已经临近。虽然改教者如马丁路德，慈运理，对千禧年的推测不甚确定，一些如在明斯特改教者极端分子之间，与清教徒背叛期中第五帝国的人所发生的暴动，都无法防止。

　　２·各种反对的解释

　　第十六世纪的下半与第十七世纪的上半，天主教会为了应付基督教对圣经启示的解释，发展出相反的解释来。三个学问渊博的耶稣会人士发动了对历史释经法的攻击，其主要焦点是启示录。

　　第一个替代的释经由利伯拉（Francisco Ribera1537-1591）提出。利伯拉将启示录的前几章与约翰时代的罗马相关联。而将其他的章与基督教世纪末了的一个不信的敌基督者三年半的统治相关连。之後的评经家提出说，利伯拉乃是现代未来派解释的创始人。这现代未来派释经法，乃是之後由达尔比（John N. Darby 1800-1882）与梅提兰（Samuel R. Maitland 1792-1866）发展出来。

　　聪明的神学家与辩论家贝乐米恩（Robert Bellarmine 1542-1621）将利伯拉的著作扩大，特别攻击预言中的一日顶一年的原则。贝乐米恩特别寻求利用基督教会中他的敌人间解释的差异。

　　第二个挑战由阿尔卡察（Luis de Alcazar 1554-1613）所提出。阿尔卡察提出说，启示录讲的是早期教会在犹太教与罗马异教敌对之下得胜的战争。因为阿尔卡察的方法将整本启示录书都应用在过去，这项释经法就被冠上过去派(preterism)的标签。

　　虽然，阿尔卡察可能是最先将过去派解释法用在整本启示录书的人，但第三世纪基督教的敌人玻非留（Porphyry ）早已将过去派释经法用在但以理书，将其限制在安条克四世时期。因此，以某种意义说，玻非留与阿尔卡察成了将圣经启示意义限制在过去的现代历史批判释经法的先锋。

　　阿尔卡察与利伯拉所提出的解释法，转变了基督徒对敌基督者为教皇的支持。利伯拉将敌基督者放在遥远的将来，而阿尔卡察则将敌基督者放在遥远的过去。虽然这些解释彼此互相排斥，但它们都让人不再注意教皇得势的历史时期。

　　３·十七与十八世纪

　　虽然有这些反对解释，历史学派对圣经启示的解释，仍然在十七与十八世纪中继续，在英国，欧洲，与新世界，有数以百计的圣经注释出现。这时期较受人注目的注释包括：米特约瑟（Joseph Mede1586-1638）,牛顿（Issac Newton1642-1727）与本格尔（Johann A. Bengel 1687-1752）。虽然在清晰，细节，与了解上，这些释经家各有不同，但在基本上都将这些圣经启示用在历史的应验上。

　　这时期千禧年观点，受到彗比（Daniel Whitby 1638-1726）所提出新的千禧年理论的挑战。彗比提出一属灵的千禧年，包括基督复临之前启示录二十章千禧年中福音的普世得胜，万国悔改。

　　彗比见到一个犹太教与基督教价值观发挥最大影响力的社会。他相信千禧年会是一个充满天国公义与和平的黄金时期。在此时期中，在基督复临之前，万国悔改，信奉基督教。不幸的是，这样将基督复临延迟到遥远的将来，到千禧年之後，会淡化我们对主复临的急迫感，使人进入虚假的平安之中。

　　Ｄ。现代期

　　１。对预言兴趣的复兴

　　法国革命时期欧洲社会与政治制度的狂暴连根动摇，激起了对圣经启示之前所未有的兴趣。但以理与启示录研究的新纪元在大西洋两岸开始了。圣经启示的解释与释经家以从来未有的速度不断以倍数增加。

　　一些作者开始称这个时期为末时，认为这个时期是圣经启示预言的应验。一些团体，特别是参加威廉米勒尔（William Miller）复临运动的人，热望基督复临，以及之後的千禧年开始。

　　对圣经字面的坚持，以及旧约圣经对以色列的预言必会应验的主张，导致一些前千禧年派（基督复临在千禧年之前）的人，极端讲求字面，带进犹太化的千禧年论。这个趋向，增长到流行程度，继续直到今天，成了一种前千禧年派最强的形式——称之为分期论（dispensationalism）。

　　在剩下的十九世纪中，与前千禧年派释经构成对比的，是後千禧年派的继续宣讲他们所认定的基督复临之前普世进步，全球悔改的道理。

　　在平行发展中的，是起初由玻非留与阿尔卡察发起的预言的理性观点，在布兰顿（Hugh Broughton 1549-1612），果西阿斯（Hugo Grotius 1583-1645），韩曼德（Henry Hammond 1605-1660），与一些德国理性主义者的推动之下，成为流行。这种解释法，将圣经启示放在遥远的过去，让它失去了预言与宇宙性的素质。

　　这种形式的过去派，今天称为历史评经派。除了偶而有作者继续认为圣经启示是全面性世事的预言之外，这项历史评经法，一直在圣经启示解释上得势，直到今日。它不久打破了圣经与非圣经的区别，开始仅以之为历史现象去研究启示。

　　２。对圣经启示之历史批判研究

　　犹太与基督教启示的综合描述，最初在1832年，由陆克（Friedrich Lucke）出版。他以启示录研究为他的研究开始，然後再去研究其他启示文学作品。他的著作的次标题很有意思：『一次综合性介绍约翰的启示录与启示文学全集的尝试』。

　　陆克认为，但以理书是犹太教启示最好的代表（虽然他与其同时代的其他评经家一起测定其著作年代为主前二世纪）。启示录则是基督教启示的最好代表。他在全书中仍然寻求要藉区分圣经与非圣经启示以保存启示宗教的独特性，他作结论说，启示在本质上是预言性的。但是，他认识到，并非所有圣经中的预言都是启示。在他看来，启示的特质是其对历史的普世观。

　　路斯（Eduard Reuss）在其1843年发表的一篇短文中认为，约翰的启示录应该被视为启示文学的一部分。但是，不像陆克，路斯放弃了圣经启示与非圣经启示的区别，而那是当时众所接受的历史评经研究的标准。路斯决定从理性主义的立场去考察作品，从它们历史出现的角度去研究它们。

　　第一篇论到犹太启示的专题论文於1857年由胡金飞德（Adolf Hilgenfeld）出版。胡金飞德意图藉著研究其历史发展以发现启示的性质。他寻求破除陆克对默示与非默示作品之间的区别。在追溯启示文学的发展中，利用黑格尔的哲学架构。

　　胡金飞德之後近一百年，启示研究衰退，只偶而有零星的兴趣闪现。历史学家追朔这项改变的原因是威豪生（Julius Wellhausen）於1878年发表的值得纪念的以色列宗教原貌的强烈影响。

　　威豪生与其学生拒绝承认启示作品中任何真实的预言的灵，认为它们的作者只是摹仿犹太人被掳之前的先知，与借用外国的材料，尤其是波斯的材料。以前的学者们曾认为启示文学乃是先知与新约基督教之间的连接，但威豪生则宣称古先知们乃是耶稣之前的属灵先驱。这项观念造成『先知连接』理论。依照这项理论的说法，任何预言与启示之间的连接都被否定，不赋於启示作品任何价值。

　　值得注意的例外情形中，有英国学者查尔斯（Robert H. Charles）。他在二十世纪初叶，发展出吸引人的一种对启示的幻想。虽然查尔斯使用威豪生发展出的工具，他用了他一生的光阴，收集启示与伪经材料。他预备了这些作品的批判版本与译本，并努力去发现启示的内在特性。在他发表的许多作品之中，两本巨著是：『旧约中的伪经与伪典』——一个七十年间学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

　　像威豪生一样，查尔斯也用那预先假设、但圣经材料多数所没有的一致性，与亚里斯多德的逻辑中文学来源批判原则。查尔斯因盼望内容与风格的一致性，就无法忍受启示中显著的重复与不一致性。他对启示文件的年代测定，受他的进化论的观点所影响。在他对启示的历史重建上，清晰地存在著黑格尔的『理性精神』。

　　不像威豪生，查尔斯在预言与启示之间却见到一种有机的连接。因此，他攻击威豪生的『先知连接』理论，断然地拥护启示与新约基督教之间有著亲密关系的立场。

　　在罗雷（Harold H. Rowley?The Relevance of Apocalyptic,1944）, 罗素尔（David S, Russell?The Method and Message of Jewish Apocalyptic, 1964）, 欧藤沙根（Peter von der Osten-Sachen?FONT FACE="Times New Roman">Die Apokalypik in ihrem Verhaltnis zu Prophetie und Weisheit [启示与预言与智慧的关系] 1969）与更近代的韩生（Paul D. Hanson?FONT FACE="Times New Roman">The Dawn of Apocalyptic, 1975）,波德温（Joyce G. Baldwin?FONT FACE="Times New Roman">Daniel, 1978）等人的著作中，都保持著由陆克，路斯，胡金飞德，查尔思等所提出的预言与启示之间的连续性。

　　在进入新世纪之时，另一个对启示的历史批判的方法，由龚克（Hermann Gunkel----Schopfung und Chaos in Urzeut abd Ebdzeit, 1895）提出。龚克意图分离出他所认伪的启示中的神话片段。依照龚克的说法，这些片段无法与历史事件所认同，他就到古代近东神话中的大模式中去寻求它们的意义。

　　龚克到巴比伦神话中去研究，而将这项研究典型化的较近的方式，则特别集中在迦南文学。宗教历史学家提出说，耶路撒冷的宫廷宗教吸收了迦南的主题与观念到以色列的宗教之内，直到它们重新合并在启示作品里。

　　龚克提出的方法与比较法，再进一步由一些作家，如蜃文可（Sigmund Mowinckel?FONT FACE="Times New Roman">He That Cometh 1954）克罗斯（Frank M. Cross?FONT FACE="Times New Roman">Canaanite Myth and Hebrew Epic, 1973）柯林斯（John J. Collins---- The Apocalyptic Imagination, 1984）等人加以发展。这项方法，不在启示中寻求历史的认同，而是要研究所谓启示比譬的神话根源，然後赋於它们象徵性与暗示的意义。

　　现代启示研究的第三个方向是，在融合希腊与近东宗教著作的背景之下去了解启示作品。

　　现代对启示研究的热烈兴趣起始於1960年恺斯曼（Ernst Kasemann）所写的一篇文章。他在其中宣称：『启示是基督教神学之母』。

　　系统神学家们，如潘仁柏（Wolfgang Pannenberg----Revelation as History1968），莫特曼（Jurgen Moltmann?FONT FACE="Times New Roman">Theology of Hope 1967），也让人注意到启示文学对早期基督教神学的重要性。由於过去学者们拒绝启示与早期基督教之间的连接，这项启示与基督教的连接就显得格外使人感到惊奇。愈来愈多的现代学者认为，了解早期基督教与基督教神学，犹太人的启示是不可少的。

　　３。圣经启示现代研究法

　　二十世纪下半圣经启示现代研究法虽然复杂与多样化，但可以分为两大类——属灵譬喻法与字面历史法。

　　後千禧年论（认为基督复临在千禧年之後）出自惠特比（Daniel Whitby）的著作。它是大部十九世纪保守派基督徒所持有的末世论思想，如今已不再流行。今天普世社会情况的恶化，已经剥夺了後千禧年论从前的力量。除了今日我们的时代愈来愈乱之外，圣经也反对後千禧年论的立场。赞成与惠特比相反的立场。启示录作者清楚地将基督复临放在千禧年之前，而非放在千禧年之後（启19:11-20:10）。

　　a. 属灵譬喻法——用历史批判法研究圣经启示，许多学者就见到但以理与启示录不是预测将来的事，而是暗示宇宙与人的经验的内在意义。

　　虽然这项对圣经启示所采取的立场，愈来愈流行，尤其是在那些追溯启示比譬至古代近东神话的学者之间，但并非所有历史批判者都抱同样的态度。看启示比譬为历史个体（虽然这些个体只限於过去）的密码文字，一直是，并仍然广为历史批判学者们所接受。

　　另一种对圣经启示用属灵譬喻解释方式，特别在对启20:1-10节的解释上可以找到。无千禧年派并不都同意历史批判学者们的各种假设。但是，他们的确同意启示录二十章的千禧年乃是象徵性预表基督第一次降世与基督复临之间的基督教世纪。依照这种说法，我们现在就已经在千禧年中，因为上帝的国从基督降生开始，并要在廷复临时结束。

　　最先由奥古斯丁所强调的无千禧年论，是受人怀疑的。因为它在释经学上缺少一致性，以及它忽视了启示录书中千禧年的位置。这种释经法，在释经原则应用在启示录二十章及其他部分时缺乏一致性。

　　约翰写的启示录文学结构，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论到自使徒时代至基督复临的历史发展，第二部分描写末世的完结。若是无千禧年论是对的，千禧年就应该在第一部分，而不在第二部分。将千禧年放在第二部分，或说末世部分，约翰就是将千禧年放在未来，将启20:1-10节坚固地锚定在上帝最後与最终工作的一连串大事之中。

　　b. 照字面解释——现代第二个对圣经启示流行的解释法，其典型的例子是前千禧年论(基督复临将在启示录二十章所说千禧年之前发生)。前千禧年论的解释植根於基督教会最先几个世纪里。在中世纪起始、奥古斯丁的无千禧年论成为教会的正式教义之後，前千禧年论就一直保持静默，在过去二十个世纪中每隔一段时期之後，才又复燃一次。尤其在二十世纪开始、後千禧年论式微之後。

　　前千禧年论，如同历史派对圣经启示的解释，也有著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是，所有前千禧年论者都同意基督复临是在启示录二十章的千禧年之前。

　　前千禧年论者，认为圣经启示是预言。但以理书与启示录书中一连串发展导致末日的事件，形成了上帝所预定的神圣历史。这项神圣历史对那些研究但以理书与启示录的人是可以知道的。圣经启示彼此补述，其信息可以依圣经一致性原则获得了解。异象中的象徵表号代表真实实体。事物发生的次序与历史相对应。

　　历史派前千禧年论，由於十九世记兴起的分期论而修改。如今，分期论的前千禧年派在前千禧年派中数目是最占优势的。艾耳文 (Edward irving)，达比(John N. Darby)，蔡腓 (Lewis S. Chafer)，与史可飞德 (C.I. Scofield) (尤其是史可飞德参考板圣经)都是发展现今分期论的功臣。这分期论代表几个学派，而非一种运动。

　　虽然现代分期论的前千禧年论还存有各种不同观点，许多仍然同意达比的说法，那就是基督复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秘密被提，所有圣徒将被提与基督同在。第二阶段的焦点则放在七年之後基督复临，来到地球统治一千年。

　　达比认为，将来的七年或『要来的世代』之中，即使福音世代要结束，圣灵会收回，多人成群悔改将会发生。在之後的千禧年中，犹太人的圣殿崇拜将在耶路撒冷重新建立。旧约圣经中国家的预言终会成就。这项坚持旧约圣经国度预言会在复兴的犹太国照字面应验的看法，已经导致犹太式的千禧年论（参见本书『千禧年』Ⅲ, B, 7）

　　Ｅ。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解释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也是前千禧年派。但是像多数十九世纪初叶的前千禧年派一样，不接受分期论。以他们对圣经启示历史派的了解，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认为历史已经快到镜头，基督复临已迫在眉睫。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依其对圣经的了解，教导我们的主在千禧年前在大灾难中回来，他们不认为圣经支持基督复临分为『被提』与『显现』的两阶段。圣经用以描写我们的主回来的用词，表示基督复临，会是一个不可分的，单一的，照字面的，可听见的，可看见的大事（见本书『基督复临』I. E, 1-5）。

　　基督复临时，信徒将在空中与主相遇，跟廷一起回到为他们所预备的天家。那时不悔改的被杀（约14:2-3; 帖前4:16,17; 启19:11-21）。因此，千禧年开始时地上无人。因为地上无人，撒但不能继续他作恶的活动，就使撒但被捆绑（启20:1-3,7,8; 参见本书『千禧年』）。

　　因为启示录二十章是圣经中唯一清楚描写千禧年的篇页，任何有效的对千禧年的描述就必须出自此，或与此相和谐。因此在其内读到旧约圣经中原先用於犹太人的国度预言的应验是毫无理由的。也没有凭据说，基督回来之後，还有悔改的事发生。因为我们的主复临一切人的命运就已经决定。同样地，霥於我们的救主之死的有效性与不重复性，说圣殿的仪式还要再次恢复，即使只是纪念性的崇事与献祭，也都是误导。

　　在基督与圣徒在天上一同施行统治一千年的结束，地上不悔改的人复活过来，撒但又能继续他的欺骗活动。最後审判开始。一切恶都被除去，新天新地被建立（启20:7-21:4;参见本书审判Ⅲ. B. 3; 千禧年Ｉ.C. 3）。

　　因此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立场是继续历史派与前千禧年派对圣经启示的解释，相信这些预言的应验涵盖了自但以理时代至最後上帝的国建立的全部历史。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不接受将但以理与启示录的异象完全用在过去。他们也避免後千禧年派与无千禧年派的属灵化解释，以及分期论的前千禧年派的过分照字面的犹太式的千禧年论。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所见之基督复临的迫切性，以及它带来救恩的结束，对所谓的『黄金时代』与『将来的时代』等观念提出了挑战。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预言解释也清除了在前千禧年派人事之间十分流行的臆测与感情主义的陷阱。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渴望新世界来临，但仍努力认真地对现今的世界尽社会，文化，与环境保护的责任。但是，他们无论何时的祷告都是：『阿们！主耶稣阿，我愿你来！』